杨成武、罗瑞卿专案
作者：张子申
1965年12月，在总参谋长罗瑞卿遭受林彪的不实指控之后，杨成武接任了代总参谋长的职务。不久，他又被选为中央军委“批罗会务组”的成员，并担任了罗瑞卿专案组的组长。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罗曾担任杨的直属上司，二人交情深厚；罗遭打压之后，杨与罗再度紧密相连。这一过程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发生呢？
自左而右，依次为李天焕、杨得志、杨成武、聂荣臻、罗瑞卿（摄于1949年1月）。
自上海会议前讲起
此事的起端，源于罗瑞卿在军队事务中对林彪所发表的一系列偏激言论持有异议，此态度令林彪甚为忌惮。
在林彪及其配偶叶群的指示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官员联名撰写了针对罗瑞卿的诬陷性材料。
1965年11月30日，叶群带着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几份诬陷材料去杭州见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军权。
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
1965年下半年，杨成武因病先后在青岛、杭州疗养。毛泽东看了诬陷材料后，便叫秘书徐业夫通知在杭州疗养的杨成武来见他。
谈话间，毛泽东问杨成武：
“罗瑞卿的近况如何？你们彼此了解吗？”“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关联如何？”
杨简洁作答完毕，随即详细汇报了在上海与罗的会面所涉及的各项事宜。
罗瑞卿、郝治平伉俪
1965年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病重，罗瑞卿及其夫人特地邀请杨成武及其夫人一同前往探望。
次日晚,，罗对杨说：
“昨夜，我未唤醒你，独自前去看望林总。林总见到我后，便发泄了一阵怒火，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责骂。他指责我，以及总参，故意对他进行封锁，指出总参办公厅、作战部、政治部所发的文件并未送达至他手中。
其次，在讲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解说词中，仅提到了周总理与罗总长的领导，却遗漏了毛主席、刘少奇等人的提及，亦未涉及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其他资深将领，自然也包括了林彪。
三者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庆典晚宴上，我特意将自己安置于尊贵之位——位于第一桌，而将各位资深将领们分列于第二、第三桌之上。
若林总身处北京，需每隔数日便汇报工作进展；而若他远在外地，则每月提交一次工作汇报即可。
林总在对我进行批评，并对我所采取的封锁措施提出质疑时，他不仅引用了党章的相关条款，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教诲，并逐一向我阐述。这让我深感，他的此次态度迥异于往常。
杨说：
“若总参的文件未能及时送达，其中确有不妥之处，那么责任应由我来承担。身为负责具体工作的副总长，我理应进行自我反省。”
“不，这个责任我必须承担，我是总长。”罗坚定地表示，“今后，你需对此事加以重视，并告知总参相关单位，打个照面即可。”
5月4日夜晚，杨提议道：在离沪之前，罗不妨再到林彪处走一趟。
罗想了想，说：
“一起去吧！”
那日，吴法宪置身于林彪的私人会客厅中。林彪与罗某转至另一房间，进行了一段时长约半个多小时的私密交谈。杨某对此番对话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
返抵京城后，杨某便向总参谋部作战局与政治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了必要的通报。
青年杨成武
六月中旬，杨先生踏上了前往青岛的疗养之旅。到了九月底，他选择了转往杭州继续疗养。而在九月二十九日，杨先生顺利抵达了上海。
彼时，林彪正居于上海。夜幕低垂之际，杨某致电林彪，说道：
“明晨我将启程离开上海，晚间我计划抽空拜访林总。”
9月30日凌晨零点，林办传来通知，命杨即刻前来。彼时，林已入眠，叶群与秘书郭连凯热情接待了这对夫妇，简短闲谈片刻后，他们便礼貌告退。
毛泽东说，有些情况已经知道了。之前，他找许世友也谈过了。
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某师的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同一天，毛泽东还直接点了罗的名：
罗的观点与我们存在差异，林彪同志长期领兵作战，难道会对军事和政治的真谛一无所知？
经过数月的军事训练，士兵们便具备参与战斗的能力。昔日，我们打的是政治之战，如今需恢复林彪同志强调政治工作重要性的原稿。
罗视林彪同志为敌。
自罗当总长任职以来，他未曾单独向我汇报过工作情况。罗对各位元帅缺乏应有的尊重，且他重蹈了彭德怀的覆辙。在处理高、饶问题上，罗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困境。
罗个人独断专行，野心勃勃。每当有人企图策划阴谋，他便会纠集几人共谋一计。
看来，那些所谓的揭发材料，引起了毛泽东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怀疑：譬如最后一句话，他可能是怀疑罗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走动比较多，是不是包括杨成武，也很难说。
从左至右：贺龙、罗瑞卿、张爱萍、林彪
参加上海会
1965年12月6日的深夜，徐业夫紧急通知杭州的杨成武，要求他于翌日清晨前往上海锦江宾馆参加一场会议。
会议分为三个组，杨所在的组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叶群和王尚荣、雷英夫（分别为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组长是周恩来。其他两个组的组长分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会议开始，叶群代表林彪发言。
“罗瑞卿提出反对意见，声称不应过分强调政治，反而主张政治与军事并重，认为两者均至关重要，不应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
此刻，罗瑞卿正忙于在广州、昆明等地区对部队进行实地考察。然而，直至三天后，他才接到出席会议的正式通知。12月11日，下午14时，罗瑞卿乘坐飞机抵达了上海。
毛泽东委托周恩来、邓小平与罗谈话，谈话持续了几小时。罗被这突然的一闷棍给打蒙了。
上海会议对罗定的指控：
一是反对林彪，封锁并突袭林。
二、反突出政治。
三是伸手夺军权。
叶群不仅捏造了有关刘亚楼的所谓“四条意见”，更有吴法宪的佐证为证。
会议结束后，王尚荣与雷英夫启程返回京城。紧接着，在总参党委的扩大会议上，他们传达了上海会议所传达的精神。
会议落幕之际，杨自杭州启程返回京城，并于会上即兴发表了一段讲话。他言道：
“罗瑞卿同志是一位极具才华的领导人，我们共同共事多年，他不仅是我的老领导，更是我尊敬的导师。此次事件中，他突然被免职，实在令人深感惋惜。”
说着泪流，他道：
“罗总长野心勃勃，我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
正因为这几句话，林彪、江青一伙竟将杨成武诬称为“彻头彻尾的罗瑞卿派”。
杨成武、杨得志、杨勇
03 入选军委“批罗会务组”
1966年2月22日，叶剑英、杨成武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向毛泽东汇报军委常委会议“批罗”的安排。
叶表示：本次会议的核心内容是对罗某人在突出政治地位、缺乏组织纪律性以及个人主义倾向这三个方面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毛表示赞成。
杨在本月上旬赴广州，专程聆听了军委几位元帅就“批罗”问题所提出的观点。
毛未对老帅们表态。
3月初，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局、大军区和军兵种领导“批罗”会议。会议成立了“中央工作小组”，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有彭真和叶剑英。中央军委也设立了会务组，叶剑英任组长，成员有萧华、杨成武。
在军委“批罗”会议期间，部分与会者，包括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提出了开除罗某党籍的建议。
杨不同意，称不能一刀切。
吴法宪高声宣读了一份长达万余字的批判文章，其中无端指责“罗某心怀野心，公然反对林副主席，企图向党组织伸手，暗中策划夺取军权”。
罗不堪受辱，求见毛泽东，被拒绝后，他留下遗书，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
“批罗”会议升级。
此时，杨对罗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与王尚荣、雷英夫于3月23日做了联合发言，题目是《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
4月30日，邓小平签发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中央工作小组就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所作报告的批复》，决定免去罗瑞卿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紧接着，中共中央设立罗瑞卿专案组，周恩来同志担任组长。
8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干部时说：
“请将罗瑞卿同志的相关问题传达至全体干部。”
不久后，毛又说：
罗瑞卿保不住了。
罗瑞卿向毛主席展示枪械操作
04 罗瑞卿专案组组长
1967年10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解放老干部，召开九大，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设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将10个专案（包括“罗案”）调归“二办”主管。
毛泽东、周恩来提名杨成武任“二办”主任，并兼任“罗案”等4个专案组组长。
“罗案”的核心领导层包括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汪东兴、李天焕以及余立金等要员。该案组的办公室由李天焕担任主任，许心荣则出任副主任一职。
自“杨、余、傅事件”爆发以来，杨一职担任了为期五个月的主任兼“罗案”组长。此任之后，江青接替了这一职位，成为“罗案”的新组长。
一、针对“罗案”，本小组向“二办”提交了共计16份详尽材料。
包括罗某入党相关文件三份、针对军统在押犯陈曼生的调查资料三份、“罗案”工作策划三份、叶群就逮捕罗宇（罗之子）及监管郝治平所发指示两份、郝氏相关材料两份、罗某撰写的涉及萧华的材料一份、请求调取公安部保存罗某信件的请示一份，以及对罗某基本情况的反馈一份。
二、经“一办”、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及公安部转交至“二办”的文件共计6份。
关于罗的骨折伤情，已提交报告。同时，检举罗涉嫌间谍活动、泄露国家机密、走私窃听器以及通敌卖国等案件的相关材料，并由郝负责上交了相关照片。
三、江青转“二办”材料5份。
军统特务陈曼生的供述、罗与他人的合影照片、罗与彭真之间的往来信件、罗秘书提供的检举材料，以及罗所撰写的所谓《认罪书》。
四、涉及其他专案机构的材料，包括吉林省公安厅、王光美专案组转交至“二办”的相关文件，以及傅国祯等人的举报材料，揭发罗宇和牟立善的情况，共计六份。
罗瑞卿断腿受批斗
05 处理涉及罗敌材料违规
杨成武对几份标榜为揭露敌我矛盾的材料进行了违规处理，他选择将其退回或存档，并未进行上报或转发。
当时此举风险极高。
杨说：
“若林彪、江青、叶群有所察觉，我恐怕连‘三二四’的降临都无法幸免，届时必将遭受打压！”
陈虹称：
“中央专案小组对各类专案材料，无论是由各小组上报，抑或由小组领导及其他办公室转交，均须确保及时传递。对于传递的方式与范围，均有明确的规章约束，严禁任何个人擅自处置或扣留。”
1967年10月31日，我办接到了吉林公安厅转交的《在押犯尚作为来信，揭露罗瑞卿涉嫌组织“中国自由党”一事》。杨同志批示将此信件交由李天焕同志存档，并未进行传阅或上报。
11月9日，我办接收了“罗案”小组提交的《张英华同志就上海电话汇报陈曼生调查情况》的文件。经审阅，决定不对“罗案”办公室的档案进行存档，亦未进行传阅或上报。
11月13日，"二办"接到“罗案”小组提交的《关于罗瑞卿涉嫌中统特务问题的初步调查情况报告》。杨某批示：请将情况汇总后，撰写正式报告，并将报告退还“罗案”办公室。此后，该报告未再进行上报。
11月14日，"二办"接获了由"罗案"组上报的《罗瑞卿就假党员问题的亲笔供述》。杨某随即退还了该供述给"罗案"组的许心荣，并严肃指出：“若是真如他所述为假党员，那么红一军团中便无真党员可言！”
1968年1月17日，“二办”收到傅崇碧批转的《关于伪北平市警察局1941年8月6日向北平伪副市长的报告中说罗瑞卿已退出共产党》的材料。杨当即退傅崇碧。
后来，他说：
“说罗退出共产党，纯粹是敌人别有用心的无耻造谣。当时，我退回了这份材料，免得给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月23日，军委办公厅转来《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反革命集团通敌外国的详细情况报告》，“二办”随即将其交由副主任金涛、成学俞进行存档处理。杨对此表示：“这简直是荒谬至极。”
2月5日，"二办"接到傅崇碧批转的《关于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利用职权泄露国家核心机密、背叛党和国家的情况》报告（附照片7张）。杨某随即退还了傅崇碧的文件。
明显违规的做法为什么没有暴露？分析原因是，知道情况的傅崇碧、金涛、成学俞、李天焕、许心荣等人都是正直的共产党员，他们认定杨成武的做法是正确的、正义的，也由于他们对罗瑞卿、杨成武敬重和信任。所以，林彪、江青一伙对此一无所知。
5个月里，杨对于“罗案”是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成立“二办”的初衷进行工作的，并尽可能减少给所谓涉案人员（包括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972年1月2日，在中央碰头会成员的接见仪式上，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的办案人员受到了接见。江青在会上发表言论道：
“二办如同坚不可摧的堡垒，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甚至有些关键材料都被拒之门外……自饶案以来，杨成武便对我实施了严格的封锁。”
还说：
“罗瑞卿专案由我负责处理，然而我并未接触到任何相关材料，一切信息均处于严密封锁之中，我未曾目睹过任何证件或供词。”
她无直接证据。
06 努力促成罗瑞卿复出
1975年，随着杨成武的复出，罗瑞卿亦步出囚禁之境。
杨十分挂念罗，为让罗早日出来工作，他找过聂荣臻、叶剑英和邓小平，做了方方面面的工作。
在庆祝建军48周年的招待会前夕，中央军委办公厅与总政治部公布的与会名单中，罗瑞卿等人的名字依旧缺席。恰在此时，杨某收到了王建安寄来的要求安排工作的信件。
7月10日，杨向邓小平提出让王建安、罗瑞卿、李天焕等参加“八一”招待会并见报，安排工作等问题。
邓当即指示：
一、关于王建安与罗瑞卿两位同志，建议军委成立一个顾问小组。《顾问暂行条例》中的一些规定我感到不甚满意，尤其是其中提到顾问组不应成为影响在职人员工作的障碍，更不应让“钦差大臣”般的角色四处横行。
二、近期，毛主席作出两项重要批示：一项是对林办工作人员的指导性意见；另一项则是对周扬案件的批示。罗瑞卿、李天焕二人在“八一”建军节之际的消息见诸报端。关于李天焕的处理结论，毛主席明确指示不应由二炮负责，而应由总政治部承担。同时，二炮的相关工作可予以调整。
为取得军委、中央和毛泽东的正式批件，杨在外事局《关于建军48周年庆祝活动的报告》上批示：
拟同意，请叶、邓副主席批示。
并加括弧写道：
“未曾参加过招待会、未曾见诸报端的诸多负责同志，诸如罗瑞卿、王建安、李天焕等，恳请总政治部和军委办公厅予以研究，并拟定一份名单，以便呈报叶副主席和邓副主席审阅批示。”
叶计划解决罗瑞卿等人问题。
杨某随即就其参加“八一”招待会并被报道的新闻，向叶剑英同志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
7月12日，叶批示。
“恳请军委常委各位同志审阅批示后，随即提交总理、先念、国锋同志审阅。”
叶在杨所标注的建议旁，批注了“拟同意”三个字。
7月17日，叶给毛泽东写了《关于罗瑞卿、李天焕等出席八一招待会的报告》。毛圈阅后退叶。
叶加批：
“毛主席业已审阅批准。恳请小平同志批转，以便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及军委常委各位同志审阅。”
7月19日，邓批示。
“请总理、春桥、江青、先念、锡联、东兴、国锋、振华、成武同志审阅，阅后请退回军事办公室。”
7月21日，在叶、邓的同意之下，杨报派遣了总参管理局的周学增同志与总参政治部的李石青同志，乘坐专机前往福州，以便迎接罗同志返回京城。
7月31日晚，罗及同仁受邀参加了“八一”招待会。
8月1日，罗、李等人的名字光荣地登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众多主流报纸的版面。
继而，杨对郝治平与罗女的妥善安置倾注了诸多心血。他多方联络，终于将事情圆满处理。在此过程中，罗、郝及其子女不止一次莅临杨府，以表衷心的感激之情。
1977年8月，正值中共十一大召开之际，罗瑞卿、萧华与杨成武三位同志同寓京西宾馆，围坐一桌共进晚餐。罗瑞卿同志边品尝佳肴，边谈笑风生。
“对于林彪，我们三人皆深感盲目，往昔从未有过异议，却均遭受了打压。其中，成武同志承受的打击最为沉重，他一家竟有三条生命因此逝去！相较之下，我与萧华同志的家中尚无人员伤亡。”
杨成武、赵志珍
07 罗瑞卿谈专案组
在杨成武遭受打压之际，吴法宪下令“罗案”的副主任许心荣对罗与中统之间的联系展开调查。经许心荣的调查核实，最终确认这是一起特务的诬陷行为。
吴还嘱托许询问罗是否曾反对过毛主席。许遂向罗求证，罗坚称自己从未有过反对毛主席的行为。许于是让罗撰写相关材料。
吴对许的行为指责其有意为罗辩护，夸大其功。因此，针对这两起事件，吴决定撤销许的职务，并将其调离专案组，派遣至新疆。
罗瑞卿于三〇一医院住院期间，李逸民向他透露了许心荣遭受不公待遇的详情。罗瑞卿闻言，沉声说道：
“许心荣是个好人！”
罗瑞卿晚年与家人
1978年5月18日，在总参部的领导干部会议上，罗瑞卿提及中央“二办”时表示：
对于中央“二办”成立的专案小组成员，是否需要追究其责任，我认为并无此必要。
怀疑他们？不行……
要不要追究？不要。
审查？不用了。
组建我的专项团队，名单上首位便是江青，紧随其后的是黄永胜，第三位是吴法宪，而第四位则是叶群。“九一三”事件过后，他们依旧对我严加看管，未作任何结论，禁止称呼我为“同志”，亦不允许他人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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